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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收入+高福利=幸福?

浏览 5379 次 2007-12-30 08:00 字体:

  随着正宗社会主义宣告终结,市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只剩下三个政策支柱:高税收与高支出(tax and spend)、推进“平等”以及控制和干预——有些人喜欢称之为“保姆国家(nanny state)”。即使是这仅存的三大支柱,也有两个显得摇摇欲坠。围绕公共支出的争论已陷入僵局。就连中间偏左的党派现在也认同,公众不会容忍进一步提高税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。同样,平等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个伟大的口号了。

  不过,在国家干预方面,集体主义者仍在改善自己的立场。他们求助于一项新的伪命题——名为“幸福研究”。这种研究调查的是人们生活的幸福度有多高。在达到某种适度的富裕之前,实际收入与人们的幸福感有关。不过随后,这种关联就会逐渐减弱。美国人和西欧人表示,与几十年前穷得多的时候相比,他们没觉得更幸福。在某个特定国家,有钱人对生活的满足度比穷人更高,但起作用的似乎是相对收入,而非绝对收入。

  一些热衷于谈论幸福的人甚至提到,高收入是对我们其他人的一种玷污。不难想到他们会提出什么政策建议:超出国家税收需要的高额累进税制,或者限制工作时间,好让人们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,等等。

  幸运的是,我们现在有了一项更高明的新研究,是由安东尼?肯尼(Anthony Kenny)和查尔斯?肯尼(Charles Kenny)进行的。这是一个父子俩组成的哲学家及经济学家组合*.亚里士多德(Aristotle)认为幸福等同于善行。边沁(Jeremy Bentham)及其功利主义追随者则认为,幸福就是快乐和主观满足。

  为了更进一步,两位作者把幸福分为三部分:福利、满足和尊严。福利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含义,包括寿命预期、受教育、婴儿夭折率或健康等项目。满足是那类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来衡量的指标。不过,关于尊严,我就没那么有把握了。名厨对手下和顾客大吼大叫,是个有损尊严的场面,但谁能说他不幸福呢?

  肯尼父子最惊人的发现是:福利跟收入(不管是绝对收入,还是相对收入)的关系微乎其微。19世纪初英国的人均收入跟2000年的越南差不多。然而,英国当时的婴儿夭折率要高3倍,寿命预期也要低得多,而且识字的人也非常少。“他们当时所知道的最先进的排污系统,可能就是1500年前罗马废墟上发现的那些下水道。”这两位作者认为,使福利增加的主要因素是科技进步和“公共行动”。然而,他们自己的数据显示,只有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公共支出(如公共卫生和保健措施)在这方面起到了作用,而不管是19世纪的政府预算还是现代的政府预算,其中大部分项目都没有发挥作用。

  两位作者指出,就算我们照单接受有关相对收入的研究结果,它们在美国最多也只与5%的个人幸福度差异有关联。全国各地在主观幸福度方面的差异,很大部分仍不能用客观影响来解释,这表明,就提高主观幸福得分而言,政策或其它干预手段存在“明显局限”。

  我总是想起约翰?斯图亚特?穆勒(John Stuart Mill),他有关幸福是生活目标的坚定信念从未动摇过,但是他同时也相信,那些获得幸福的人“将自己的心思专注在其它的目标上”,比如他人的福祉、某种艺术或追求。

  这两位作者不能容忍西方发达国家对增长的迷恋。他们与主流进步思潮相合拍的主要观点,就是把重点放在贫穷国家的穷人,而非这些国家往往较为腐败独裁的政府身上。在西方发达国家,人们有理由希望政府集中精力发挥它们的核心职能,保障内外安全、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、努力纠正我们彼此行为的负面溢出效应。我认为还应该包括针对不那么幸福的人进行再分配,这不需要依靠嫉妒和怨恨。但是,像肥胖、尊重和其它许多布莱尔主义(Blairite)议程中的课题,肯定应该留给个人去解决吧?

  在所有党派中,有相当多的政治家会认同这些大体的观点,但是,假如谈到细节(比如他们在赶往机场的途中,从车窗里看到的令人厌恶的事情),又会不可遏制地产生干预的愿望。